当墨迹成书，一个写字人的独白

整理完最后一张手稿，窗外已透进薄薄的晨光，桌角那方用了十年的砚台边，还留着半盏冷掉的茶，这些年写废的宣纸堆起来怕是能到腰际，如今真要挑选其中部分编集成书，反倒像在整理半辈子的脚印。

小时候握笔，父亲总说“字如其人”，那会儿不懂，只觉得颜真卿的《多宝塔》每个笔画都像用尺子量过，后来遇见我的书法老师，第一堂课他让我随便写几个字，我工工整整写了“天道酬勤”，老师笑了：“你这不像写字，倒像在组装零件。”他铺开宣纸，蘸墨挥毫——同一个字，在他笔下居然有了呼吸的节奏，那天我才明白，书法不是把字写漂亮，是让笔墨替你说话。

这本集子里的作品，跨度整整十五年，最早那幅《心经》是二十岁生日写的，笔画拘谨得像刚学步的孩子，那时正迷欧阳询，每个转折都刻意模仿九成宫里的方劲，现在看倒显出几分可爱的执拗，翻到中间几页，明显能看见我在米芾的“刷字”里打过滚——墨色浓淡肆意，结构奇崛得近乎冒险，有幅“海纳百川”的“川”字最后一竖飞白过多，几乎要破纸而出，记得当时有位老先生来看展，在这幅面前站了很久，最后说：“年轻人，你这不叫川流，叫山洪暴发。”说得我们都笑了，这些“失控”的痕迹都原样保留着，它们见证着我与笔墨互相驯服的岁月。

三十二岁那年，我停了半年没碰笔，那天看着自己刚完成的四条屏，突然觉得每幅都像精心包装的礼物——技法纯熟，却听不见心跳，直到某个雨夜，我无意中翻出童年临的《兰亭序》，那些歪扭的勾画里，竟有着后来丢失的生猛，这才恍然大悟：临帖求的是法度，创作要的却是从法度里破茧而出的勇气，重新提笔时，我试着把每天清早读的诗、黄昏散步看见的竹影都揉进字里，写给女儿的那首《童趣》，笔画间能看见她踮脚够风筝时晃动的羊角辫。

现在常有人说“写字是修心”，我反而不敢把话说得太满，与其说修心，不如说是笔墨在教我诚实——你着急，线条就浮躁；你算计，结构就小气，这次收录的“明月清风”四条屏，最后那条“风”字右上角有处不经意的涨墨，原本可以重写，但我决定留着它，那天窗外正好刮过初夏的第一阵穿堂风，墨在纸上晕开的形状，竟和风穿过书架的姿态莫名相似。

编选过程中，出版社建议把早期不成熟的作品拿掉些，我挣扎再三，还是留下了大部分，学书如登山，半途的踉跄与喘息，和登顶时看见的风景同样真实，这本书若只展示登顶的片刻，反倒成了精致的谎言。

要特别感谢我的老师，他去年临行前已不能握笔，却仍用手指在膝头比划“永字八法”，他说：“笔墨只是渡船，重要的是让看字的人想起自己心里也有一条河。”这句话，我写在这里，也写在每一页无声的墨迹里。

这本集子，不是终点，更像是个驿站，往后翻过山丘，大概还会有新的风景，只是此刻，我把这些年的晨昏与笔墨打包在此，若你翻开时，能听见某个字里藏着的风声、雨声，或某个夜晚的叹息声，那便是这些墨痕最好的归宿。

天快亮了，新墨已研好，该给这本小书写题签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