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几天跟一个写诗的朋友喝酒,他闷着头灌了半杯,长叹一声:“出版社又给拒了,说诗集没市场,现在想出本自己的书,怎么比登天还难?” 这话让我愣了半天,是啊,放眼书店,名人传记、网红带货、成功学秘籍铺天盖地,可普通人的声音呢?那些真正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故事,那些不为了流量而写的文字,它们去哪儿了?
咱们得先掰扯清楚,所谓“不许为个人出书”,到底卡在哪儿,表面看是出版社的门槛——编辑直白地说:“没名气的作者,书卖不动,我们要亏本的。” 这话实在,出版社不是慈善机构,库房里积压的滞销书能堆成山,去年某大型出版集团年报显示,全年出版新书近万种,但真正盈利的不足两成,编辑们每天收到雪片般的投稿,能从废纸堆里捞出一本潜力股,概率不比中彩票高多少。
可深究下去,你会发现这事儿像个连环套,出版社怕赔钱,所以倾向找有名气、有流量的作者;普通人没机会出书,就更不可能积累名气;而读者在市场上永远只看到那几张熟面孔,久而久之,以为书就该是那样写的……这就成了个死循环,我一个在出版行业干了十几年的老编辑私下吐槽:“现在评估书稿,先看作者微博粉丝数,再看选题能不能上热搜,最后才轮得到看文字质量。” 听着挺荒诞是吧?但现实就是这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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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会说,不是还有自费出版吗?对,这确实是个路子,但你去打听打听,自费出版的水深着呢,从排版、印刷到申请书号,一套流程下来少则几万,多则十几万,更坑的是,有些不良文化公司打着“扶持新人”的旗号,收钱时热情似火,书印出来就撒手不管——没有发行渠道,最后几百本书只能堆在作者家车库吃灰,我认识的一位退休老师,攒了半辈子钱出了本散文集,结果除了送给亲戚朋友,基本没人看到。“就像往大海里扔了块石头,连个水花都没有。”他说这话时,眼神里的失落让我至今难忘。
不过话说回来,咱们也别把“出书”这事儿太神话了,古时候刻书艰难,孔子修订《诗经》、司马迁写《史记》,哪一个是奔着版税去的?李白杜甫要是活在今天,估计也得被出版社嫌弃“没有固定读者群”,民国时期,很多文人都是自费印书,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《呐喊》,也是在新潮社垫付部分资金才得以面世,你看,好东西从来不是靠容易产生的。
在这样一个时代,普通人就活该被埋没吗?倒也不是,我观察到一些有趣的变化,很多优秀的作者开始转战网络平台,在公众号、豆瓣上连载,积累了第一批忠实读者后,反而被出版社主动找上门,比如去年那本爆火的《冬牧场》,作者李娟最早就是在博客上写新疆生活,写了好多年才被发掘,这给了我们一个启示:或许问题的关键不在于“能不能出书”,而在于你的文字是否真的拥有了生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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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形态也在变得多元,除了传统的纸质书,电子书、有声书大大降低了出版成本,我知道一个程序员,把自己十年工作心得整理成电子书挂在网站上,靠口碑传播卖出了上万份,还有个妈妈团,把给孩子写的童话做成精装手作书,在市集上被一抢而空,你看,当一条路走不通时,总有人能蹚出新的小道。
说到底,“不许为个人出书”这个命题,折射的是整个文化生态的功利化倾向,但作为写作者,或许我们该少些“为什么不能”的愤懑,多些“还能怎么做”的探索,毕竟,曹雪芹写《红楼梦》时没想过版税,卡夫卡的小说大多是在抽屉里发现的,真正的写作,从来是先对得起自己的内心,然后才考虑其他。
最后想对那位写诗的朋友说:继续写吧,哪怕现在只能印二十本分送知己,哪怕要在各种缝隙里寻找机会,你要相信,那些真正值得被看见的文字,就像种子,无论在多么板结的土壤里,总有一天会找到破土而出的方式,至于这个时代许不许普通人出书——管他呢,我们先写了再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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